学术成果

马海涛等:对21世纪以来三次冲击的回顾及未来政策的思考

发布日期:2021-03-16点击:

摘 要


21世纪初,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得以快速地恢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虽被波及,经济仍然率先从危机中复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为切断传染链条,传统的经济活动受到较大的限制。疫情之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发展新阶段,在金融危机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经济转型的阵痛期以及增速放缓的换挡期“三期叠加”之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再叠加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回顾 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财政货币应对政策,可以发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短期需要宏观调控财政货币政策保民生、促复苏;中长期则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城镇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在周期性问题、结构性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这次疫情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同时还通过影响进出口、产业链和货币金融等,叠加对经济的影响,由此造成的冲击前所未有。疫情敦促各界对应对机制、国际合作机制、宏观调控政策等进行思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极大,这既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我们将另一次公共卫生危机——2003年非典疫情和同样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对比,可以从中总结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对于今后的冲击应对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主要内容

1.非典疫情下的宏观经济及政策应对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时,我国经济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疫情没有对2003年全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冲击,原因除了疫情本身的特点外,还在于彼时我国经济正处于加速上升阶段。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国家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货币政策也保持了相对灵活宽松的一面。

2.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下滑及应对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成因、影响范围和深度上都与非典疫情的冲击不同。金融危机由美国经济泡沫破灭触发,经济自身发展的问题在金融领域暴露,而金融体系又进一步加快了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速度,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扩大了危机影响的广度。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已连成一个整体,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至世界各国。由于我国全球化步伐比较稳健谨慎,国际收支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避免了这次危机对我国的直接严重冲击。但是金融危机仍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影响了我国经济。我国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08年的9.7%。为应对危机,我国实施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投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提振了市场信心,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刺激计划后也出现了诸如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等结构性问题,刺激经济的政策需要慢慢消化。同时,经济面临结构调整,增速有所放缓。我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

3.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宏观经济及前期应对

疫情暴发后,国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控措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对传统的需要面对面进行的“接触性”消费冲击明显,比如各实体商场、零售餐饮和旅游景区等。后期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的爆发,我国还面临来自境外疫情对境内的叠加冲击。一季度疫情使得大部分经济指标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二、三季度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各指标逐步回升,且差距收窄,说明整体经济逐渐恢复平稳运行。疫情到来使原有的一系列矛盾变得更为复杂,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4. 短期财政、货币政策及其搭配

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前所未有,因此应对政策也要有相应的力度。疫情趋缓时期的民生保障和经济复苏的宏观政策成为了政府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税收和支出是财政政策的“左右手”,而债务则是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的“放大器”。我们要综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应对这次危机。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危机对经济影响如何,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来自公共卫生领域的冲击打乱了经济正常的步调。一旦疫情得以控制,经济发展有望较快恢复正轨。因此,疫情后除了继续恢复经济发展,还要抓住主要矛盾,坚定我国经济的基本发展路线不动摇。

疫情后,信息技术继续快速发展,同时我国可能面临世界贸易格局改变,全球产业链变化,国内人口、资源压力加大的情况,我国仍将处于经济模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时期。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在中长期明确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从内部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同时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创新能力。还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政策建议

(1)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疫情后,在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转变以往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思路,将发展重点转向国内市场。完整内需体系的培育还需要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生产端入手,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供给侧的改革不仅包括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将其作为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而且强调货币政策的搭配,以此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应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下,运用结构性政策平衡技术创新、区域发展、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领域的要素投入,加强薄弱环节的供给管理,提高有效供给,畅通国内大循环。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衔接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深层制度因素、结构化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以国内市场发展带动国内国际更好联通。尽管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大势所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国际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的背景下,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力。积极促内需和外需,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2)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为应对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可能发生的变化,需要加快发展我国现代产业体系,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在国内,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国际上,要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我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不断引进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现在这种模式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效益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很难再提升,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关键技术的限制出口。因此,要提高国际竞争力,还是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创新,在未来走出我国高新技术的康庄大道。

(3)加强城镇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

面对人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下降的情况,除了需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在我国未来十几年的进程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有利于消除一直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消除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形成大城市和周边小城市功能互补、空间结构清晰、产业分工协调、公共服务均衡的和谐局面。城市的核心是人,城镇化率的衡量标准也是城镇的人口比重。城市人口的增加,将带来消费的增加;同时,人们生活需要一定的空间和设施,相应的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将带来投资的增加,消费、投资共同助推经济的增长。

作者:马海涛,欧阳宇琦,任强

原文刊发:《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此版本有删减,转载自山东财经大学学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