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介绍： 全球化与财富税削减的社会共识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etal consensusof wealth tax cuts

作者：Hanna Lierse

财富税税基高度集中于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在仅影响一小部分人的情况下，可以为政府带来大量税收，因此，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看，财富税是政府提高财政收入的有效工具，但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削减财富税。

文章对财富税削减的原因作出分析，认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右翼政府削减了财富税，左翼政府也削减了财富税，这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作者提出，在社团主义（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影响下，社会共识尤为重要，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建立了协议，即以不对财富征税来换取长期经济和就业的增长。文章利用1970 年以来18 个国家的遗产税和净财富税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社会就财富税削减达成了共识。

 

引言与概念

（一）财富税的征收模式

表1为1980年至 2020 年间文章选定国家财富税征收的转变。比较 1980 年和 2020 年的平均最高税率，可以观察到显著下降：遗产税税率从 38% 降至 18%，净财富税率从 0.8% 降至 0.2%。

另外，在整体税率均明显下降的同时，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模式。除了爱尔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从未开征过经常性的净财富税。虽然自由主义政府不对净财富征税，但选择将遗产税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对继承财富征税（遗产税）符合 “机会均等”这一自由主义国家高度重视的公平原则(Beckert，2008; Miller，2013)。相而比之下，净财富的积累是人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对净财富征税的“结果平等”原则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没有引起多少共鸣(Miller，2013)。相对较高的净财富税是北欧国家的一个独特特征，保守国家过去的税收组合也与北欧五国相似——净财富税率较高，中等财富税率较低。

现今许多国家已经削减或废除了遗产税，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北欧国家与保守国家中，也存在遗产税的废除现象，例如 2004年的瑞典与2008年的奥地利。不过，遗产税总体而言，削减幅度较小，一些国家如比利时和法国甚至提高了税率。

（二）财富税削减的社会现象与解释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地区各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一直上升，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一半以上的国家私人财富，底层的60%人口仅拥有约10%的财富。因此，政府选择对富人征税，便可以利用财富税来实现再分配。另外，财富税主要针对不同种类的资产(包括银行存款、住房所有权和金融资本)的所有权或转移征收 (Piketty，2014; Saez & Zucman，2019)，本文重点关注选定国家净财富税与遗产税的征收情况。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认为，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民主政府会增加累进税(Meltzer & Richard，1981; Milanovic，2000) ，但是现实是，过去20年，发达民主国家不断在削减甚至废除了财富税。

图1为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净财富税与遗产税下降的情况。虽然平均私人财富在增加，但收入却在下降。根据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财富高度集中在顶层时，净财富税的税基增加，从而使得财政收入增加，但图表观察到了相反的情况，即来自财富税的收入在减少。

研究再分配的流行理论是权力资源理论(Bradley 等，2003; Huber 等，2017)。基于假设：不同形式和强度的劳动组织影响着政府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不平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党政府和工会，与迎合资本所有者和高收入群体利益的保守党派形成对比，游说采取更多的再分配政策。基于此，作者提出疑问，保守派和劳工团体之间的这种传统政治分歧是否也适用于财富税收领域?

财富税是将富人财富纳入税基的关键工具，它的关键特征是财务负担高度集中，因此即使在保守派政党的选民中，也只有一小部分选民要缴纳财富税。多数政治学理论认为，即使是右翼政府，也应该有向富人征税的动机(Milanovic，2000; Piketty，2014)，但现实是，保守党政府推动削减财富税的例子有很多，如撒切尔政府、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等。保守党倾向于反对财富税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保守党是既有社会地位的捍卫者，取消财富税构成了一个模范政策来保留现有的特权和财富秩序；其次，削减财富税不太可能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虽然福利削减对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公众会产生负面影响(Olson，1965; Pierson，1994) ，但是财产税削减仅对少数人产生了财务方面的利益影响，对大多数人只产生间接分散的后果。另外，既有研究中，通常认为税收累进性与劳工组织的实力正相关 (Castles & Mitchell，1993)。此外，有人提出社团主义制度积极影响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是通过与工会谈判达成的(Kenworthy，2003) ，这加强了劳工利益的代表性(Siaroff，1999)。因此，社团主义传统上被认为对再分配有积极的影响(Korpi，1983)。

传统政治中对富人征税代表着保守派和工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保守党派力求降低财富税，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财富社会秩序，而工党则相反，主张提高富人的税收负担。在这种背景下，社团主义的决策本质进一步加强了推动提高财富税的能力。

但是，当下现实中，为什么代表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群体的利益的工党也会反对财富税？作者提出，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财富税征收急剧削减，因此作者提出需要质疑这种传统的政治斗争是否仍然存在，或者金融自由化的背景变化是否已经改变了政治游戏。

文章基于已建立的遗产税率的数据库和18个发达民主国家净财富税的数据库，探究财富税征收下降的原因。作者认为，金融自由化产生了削减财富税的社会共识。在传统政治斗争背景下，针对财富税，存在保守党推动减税而工党推动增税的现象；但相反，在开放的金融市场背景下，财富税减免获得了两个政治团体的支持。文章提出，原因可能在于，高额财富税可能导致资本外逃，从而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损害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作者提出，在开放资本市场背景下，社团主义决策制度促进了社会对减少财富税的共识的达成，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与劳动代表定期与政府会晤，形成可靠的长期承诺。

   

假设、实证方法与数据

 

（一）文章假设

本文提出了从传统的权力斗争向新政治转变的主要假设：新政治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变革背景，其特点是转向知识经济(Hope & Limberg，2021)、数字化(Gelephitis & Hearson，2022)和金融全球化的兴起。

主要论点是，金融自由化已经带来了一个社会共识即不应向富人征税。在这种背景下，右翼政府与左翼政府均越来越多地削减财富税，特别是在社团主义影响下。社团主义的影响使得雇主和工人阶级之间可以达成不对财富征税的协议以换取稳定的投资和就业的长期增长，从而维持福利国家体制(Beramendi & Rueda，2007)。

资本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支配性的结构性地位，因此他们可以影响政策决定而无需游说（国家高度依赖私营部门的投资来创造经济与就业的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迫尊重资本所有者的基本要求 (Przeworski & Wallerstein，1988)。另外，资本所有者的高度结构性权力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增加了这种权力来源。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当国内政府选择相对较高的税率时，所有者可以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低税率地区。随着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它们开始了一场竞争游戏，纷纷降低税率，以期吸引海外流动资本，或者至少避免国内资本外逃(Genschel等，2016; Genschel & Schwarz，2011; Hays，2003; Swank，2013)。

基于此，作者提出的两个假设如下：

假设一：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财富税减免变得更广泛——所有党派政府，包括左翼政党，均就此达成一致。（资本）退出的威胁使得右翼和左翼政府更有可能减少财富税。

假设二：在金融开放与社团主义的双重背景下，社团主义环境促进了不对财富征税的社会共识的出现。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资本和劳工代表定期会晤并共同决定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改革，包括税收 (Kenworthy，2003)。社团主义共识允许雇主和工会之间达成稳定和长期的协议(Beramendi & Rueda，2007)。在全球市场背景下，左翼同意不对财富和资本征税，作为回报，他们获得稳定的投资和就业增长，维持福利国家属性。

（二）数据与方法

文章的因变量是最高边际遗产税率(Plagge等，2010; Scheve & Stasavage， 2012)和净财富税数据。文献的数据整合自学术论文和国家税务统计等来源。另外，作者指出，研究税率而不是收入的理由在于：税率比收入更能反映实际的政策决定，而收入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主要的解释变量是政府的党派取向、社团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数据来自比较政治数据集(Armingeon 等， 2019)。政府的党派取向是以每年天数加权后的内阁中左派职位百分比来衡量的（变量越大，社会民主政府的权力就越大）。作者通过控制工会和雇主对政府社会和经济政策决策的例行参与(Visser，2019)来观测社团主义。使用0,1变量，0表示没有协调，1表示社团主义的全部或部分参与。金融自由化的指标范围从 0 到 1，越高表明市场开放程度越高(Chinn & Ito，2008)。

控制变量方面，模型首先控制了经济增长变化(OECD，2018a)和贸易开放度(Feenstra 等，2015)两个代表经济发展的变量。两个变量数据都来自比较政治数据集 (Armingeon 等，2019)，其中，经济增长变化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变化衡量，贸易开放度是以进出口总额占当前价格 GDP 的百分比衡量。另外，控制变量还纳入财富税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这一指标(OECD，2020a)；为了说明选举机制的作用，纳入了宪法结构的指标，其中包括联邦制、比例代表制、两院制和全民公决等形式(Huber 等，1993)，范围从0到7，较低的值表示较少的否决点（Armingeon等人，2019）。最后，模型控制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不同制度，因为它们对财富征税的方法不同。所有自变量都滞后一年。

模型使用OLS模型进行估计，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并控制时间依赖性。作者在模型中纳入了两个不同的交互项，一个是金融开放性和左翼政府之间的交互项，另一个是金融开放性和社团主义之间的交互项，以检验金融开放性是否会导致社会对财富税削减的共识。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作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滞后因变量的模型和Jackknife模型三种模型，与主要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实证结果与讨论

 

表2展示了对政治力量与社团主义的回归分析结果，以及二者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影响。结果显示左翼政府和社团主义对财富税具有积极影响。左翼政府对财富税有持续显著的正效应，符合左翼团体通常推动财富税征收的既有研究。另外，虽然社团主义对财富税有正效应，但仅有遗产税一项结果显著。作者指出原因可能是净财富税的样本较少。社团主义的正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既有文献观点（Castles & Mitchell, 1993）。作者指出，这并不一定与其对间接税有正效应的既有研究相矛盾。福利国家需要大量的财政基础，这些财政基础可能来自几个不同的来源。

在引入金融开放性的交互项模型中，政治力量和社团主义的影响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发生变化。这表明资本市场自由化是改变政府再分配能力与政策的一个影响因素。对于所研究的两种税，交互项均为显著负效应，这表明政治力量和社团主义对财富税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改变。

图2显示了左翼政府对财富税的预估边际效应取决于金融自由化。该图显示，特别是左翼政党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表明，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财富税的偏好会向下收敛。金融开放市场，允许资本外逃，推行财富税等于放弃投资和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财富税削减便容易变成一种社会共识。图2直观地显示了这一结果。

同样，分析表明，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社团主义的影响变成了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团主义的决策属性促进了资本所有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社会共识的出现。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文献的观点，即高度社团主义有利于社会共识的出现：劳工放弃对财富征税，以换取稳定和长期的投资、增长和就业，这对于成熟的福利国家的财政可行性是必要的（Beramendi & Rueda, 2007）。

至于控制变量，证明否决权对财富税有积极影响，这与文献（Iversen & Soskice，2006）基本一致。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有在净财富税的情况下才是正向的。这表明，一个国家在前一年的经济增长越高，税收就越高。最后，制度变量是高度显著的，与描述性概述相一致。与保守的制度相比，自由国家的遗产税更高，北欧国家的遗产税更低，而净财富税的模式则正好相反。

总之，本文的经验证据为以下假设提供了支持：随着劳工政府越来越多地支持财富税削减，向富人征税的旧政治已经发生了转变。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金融自由化削减的背景下，财富税削减的社会共识得到了社团主义决策的推动。

 

思考与评价

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富税征税逐渐削减的现象，指出金融全球化这样一个开放市场的背景下，财富税的削减基本上均获得了左翼政府与右翼政府的支持，并且在社团主义决策制度的推动下，达成了这样一种通过放弃财富税征收来换取资本留在本国以提供稳定的投资与长期就业增长、稳固经济发展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共识。

但现今在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下，各国产生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财政压力的增长使得对于财富税的关注又重新回到了各国政府的视野。文章主要考察1970-2019年的现象变化，因此，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后是否会影响既有的社会共识以及是否会产生相反的财富税征收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ND

参考文献 | Lierse H.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etal consensus of wealth tax cuts[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22, 29(5)